前一阵，西藏再次发生躁动，甚至连一些个向善的僧侣也大打出手。在纵火焚烧中汉族商店毁坍，有人活活被烧死，这是铁铸的事实，但在西方电台和报刊的报道中却出现一些离奇的谎言。比如“尼泊尔示威者与警察对撼”镜头被生生地安置在报道拉萨骚乱的事件中。这应该是编辑明目张胆地造假，他心如明镜，知道这样的照片拍摄于何处，但就是因为成见而衍生偏见，便铁下心来学习乔太守，移花接木，乱点鸳鸯谱，肆无忌惮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恶心你！

    西方的传媒，一直标榜新闻的真实性犹如传媒的生命，但这回这位编辑却把这命脉没当回事！看来，心里只要存了诋毁的恶意和偏见，就会将原则一脚踢到阴沟里，就会黑了心放胆造谣。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，比如中国的春秋、战国时期；比如在一战、二战中诸国交恶你死我活杀红了眼的时候；比如在二战之后东、西方世界之间的冷战之中，都会运用刻意制造虚假信息来伤害敌国形象、挑拨对方阵营结盟、制造舆论混乱以涣散民心，而最终目的即产生战场上无法得到的精神摧毁力。但在相对和平的时期，在两国关系正常，甚至好的不能在好的情况下，突然出现这种赤裸裸的造谣，的确罕见。

    而在我个人的记忆中，这种偏见的谎言并不是第一次。在1998年前后的香港，也曾发生过几次报纸硬生生制造谎言的事件。可能，这些虚假报道的始作俑者都是记者，但编辑和总编或许也无法完全甩脱干系，因为他们起码失察，因为虚假的报道会暴露许多天然阙如的新闻因素----比如具体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前因、后果、真实场景、具体语言等。

    一起事件，是香港某街市发现禽流感病鸡。一份报纸即刻在第二天早晨赫然刊登大标题新闻：疑是大陆某地进口病鸡所致！一时哗然。香港居民立即停止吃鸡；鸡贩拒绝进口大陆活鸡。三五天之后风言澄清：据查病鸡来自本港新界某地。

    二起事件，是一女童突然失踪。某报纸即刻在无任何实际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发出头版消息，认为极有可能是大陆人挟持女童离港出境，或许紧接着会有一系列欺诈金钱的行为。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埋怨情绪即刻被煽起。我每日早晨上班经过住宅大堂时，那值更老伯看我的眼光也转换成怪怪的蔑视；我浑身皮肤即刻有了蚂蚁行走的感觉。但事情没过三五天，小女童被人送回家了。原来，她悄悄地去了本港亲戚家里玩耍。

    第三起事件也是偏见所为，但偏见的对象却是香港人。一位年轻的记者，盯住了一位土著“人渣”——香港人把提炼精华之后的残余皆称之为“渣”，比如提炼汽油之后的柴油便是“油渣”；而活得人品地下、道德败坏的便是“人渣”。这位“人渣”老兄平时折磨老婆、打骂子女，对家庭毫无责任心，早已被传媒视为传播的典范。某日，他的照片又占据了某大报的头条，：“人渣”怀抱娇艳女子，咧着大嘴笑。这情景谁看了都会愤慨，因为他妻子刚刚死去，他竟然即刻飞渡罗湖桥，去深圳红灯区寻欢作乐。一时香港街头巷尾一片怒骂“人渣”声。

    但谁知又是不过3日，骗局被揭穿。原来一位青年摄影记者追求业绩心急切，便以“凡‘人渣’都会事事违背人伦”的偏见展开了他的“创意”。当他获悉“人渣”妻子死去的消息之后，即刻诱惑“人渣”到深圳去玩乐。“人渣”不愿去，原因有二：一是道德上还有所顾忌；二是没有多余的银子。那青年记者即刻掏出千元港币，说我送给你娱乐费，还不行吗？当然，此时的“人渣”不愧“人渣”，马上屁颠颠地跟着记者跑到深圳。他一边怀抱艳女玩乐；那记者在一旁精选角度猛拍。

    于是“人渣”和“无冕之王”便联手制造出令人惊怒的造假图片报道。

   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偏见，即以为民主制度下的新闻报道几乎没有弄虚作假的。但度过7年的香港客居生涯之后，我的阅历库存中无意增添了许多对这一偏见的反证。而最近发生的关于西藏拉萨事件的完全移花接木式的欺骗报道，更使我获得明察世事的正确信念：任何民族、国家、政党、群体、传媒集团、生存个体，都是有偏见的。偏见是因为立场的基点所致——任何一个事物，由于它所立足的基点是绝对的，而由此基点出发，便形成独立的无法和其它事物基点重叠的视点，这就是偏见的根基。而善良者的偏见是以善良为主的（但善良的偏见照样会造成恶果），邪恶者的偏见是以邪恶充斥的。尤其当利益出现——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，更会使这各种邪恶的偏见变异的更可怕、可憎、可怖。

    只不过相对完善的民主社会具备互相监督、钳制的功能和机制，可以很快纠正偏见的恶果。比如香港所发生的数起虚假新闻，即是其它报纸及时揭露、纠正的。而舆论一统的社会，比如北朝鲜，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。

    所以说自然的绝对的公允、真实的新闻报道几乎不存在。但正常的社会制度会形成法律机制和舆论来约束、制裁偏见，而不仅仅依靠神圣而无力的道德去拦截、感化。

    无情的法律强制传媒必须遵守规范，在恪守真实、真理的坑道中匍匐前进。若谁敢冒出偏见的脑袋，制裁的子弹就会让他轰然倒地。目前，这种制裁偏见的法律机制正在逐步形成、完善，为它的强健而努力是我们的职责。